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保密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，墨、兵、法等诸子各家围绕情报和保密问题留下了内涵丰富、历久弥新的精彩论述。作为兵家学说的集大成者，《六韬》继承了我国古代兵学著作重视情报和保密的传统，并在此基础上对反间防谍、加密通信等攻防兼备的保密手段进行了论述。
“闻则议，见则图， 知则困，辨则危。”从《六韬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，作者认为，一旦我方情报泄露或被窃取，后果相当严重。针对造成泄密的主体因素，《六韬》提出决策者作为最高层次的涉密人员，要有“大智不智，大谋不谋”的保密意识。
作者巧妙地用鸟兽猎食前的姿态作比喻，叮嘱周文王在筹划颠覆商纣王政权前应该故作愚态，完美隐藏战略企图：“鸷鸟将击，卑飞敛翼；猛兽将搏，弭耳俯伏；圣人将动，必有愚色。”
作者以为，明君贤将应胸有激雷而面若平湖，韬晦皆深谙于心，这与《韩非子》主张的“无为”观类似，此处的无为并非碌碌无为，而是君王“权不欲见”的隐蔽手段，目的是防止间谍“听于无声、视于无形”， 无意中造成泄密。
深入敌境，孙子谓之“死地”，《六韬》认为要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即要保持高度戒备，防敌渗透。《六韬》卷四《虎韬·金鼓》有云：“令我垒上，谁何不绝，人执旌旗，外内相望，以号相命，勿令乏音，而皆外向。” 意为命令我军营垒上的哨兵，对出入者诘问口令之声不断，人人手持旌旗，前后相望，传递口令，向外表示已做好战斗准备。
这段精彩的论述不仅对哨兵工作的职责和手段做了清晰的界定，还对口令和旗语两项沿袭至今的防渗透手段进行了初步探讨。口令制度可确保哨兵在夜晚等能见度不高的复杂环境下，高效完成敌我识别，也为哨兵留出了必要的反应时间和安全距离；旗语则可以帮助哨兵在目视范围内高效完成信息的加密传递。
此外，作者还主张以3000人为一屯划分营区，申明法纪并实行严格的驻地管制，即“三千人为一屯，诫而约之，各慎其处”，此举可以有效地限制潜在敌方谍报人员的行动自由，阻塞其获取情报的渠道。
《六韬》卷三《龙韬·军势》有云：“至事不语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听也；兵之用者，其状不足见也。”要求军机传达、部队调动不能仅靠口头传令。为满足复杂战场环境下加密通信的需求，“阴符”和“阴书”应运而生。
所谓阴符，是指一种秘密传达军令的凭证，符可用金、玉、铜、竹、木等材料制成，上刻文字或图案，剖分为二，朝廷或主帅执其右半，外官或守将执其左半。朝廷或主帅有事，遣使者持右半符至，外官或守将左半与之勘合，以验真伪。战争中，兵符就是主帅的军令。
但是在实际战争中，战场态势瞬息万变，“阴符”囿于结构简单，所能承载的信息有限，不能详尽地表达变幻无穷的用兵之术，最高决策者与将领间的战略战术协同无法通过“阴符”达成有效沟通，所以当密谋大事或军队深入敌境时，就要采用“阴书”。
所谓“阴书”，就是秘密文件，其原理为“一合而再离，三发而一知”，“再离” 的意思是将一编阴书拆为三份，并事先制定好其文字间拼接分离的基本规律；“三发一知”，即书信经“错简”拆分后分别递交给3名信使，在不同时间、不同路线、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出发，内容由于被刻意分离却又相互掺杂，即使送信人偷看也无法读懂其中奥秘。
在对将领的考察任用上，《六韬》卷二《武韬·发启》中指出：既要看外表之言行，又要察内心之意图，还须注意其亲近或疏远什么人，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检验一个人，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。
《龙韬·选将》有云：“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；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；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；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；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；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；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；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。八征皆备，则贤、不肖别矣。”
《龙韬·选将》更是提出了如何“知士之高下” 的极为详尽的考察检验法，即“八征”：
以间谍手段察其是否忠诚，以钱财观其是否廉正，以女色试其是否坚贞，以醉酒辨其是否失态等。
总体来说，《六韬》是先秦时期情报保密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集中体现，反映了我国古代先贤对情报保密的多维认知和辩证思考，这不仅是对先秦诸家情报保密思想的超越和发展，也使先秦时期的情报保密思想体系更加丰富、更具张力。
